邓小平同志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,他的童年时光也在这片土地上度过。从小学到中学,直到15岁之前,他几乎从未离开过广安。那段时光,不仅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也成为他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然而,尽管他后来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伟人,但从他自渠江东门码头乘船离开家乡广安的那一刻起,直至去世的78年间,他再也没有机会踏上故土。古人有云:“落叶归根”。然而,邓小平同志临终时却做出了不同寻常的决定——他要求将遗体捐赠给医院用于解剖医学研究,眼角膜捐赠给需要的人,骨灰撒入大海,并且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。每当回想起这一点,常常令人不禁泪目,感慨万千。
事实上,小平同志其实曾有多次回家的机会。1949年,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,刘邓大军进军西南,先后解放了川、康、滇、黔等多个省份。1958年,邓小平曾参加在成都召开的中央会议。那时会议连开数天,他繁忙的工作让他根本无法抽出时间回家乡看望亲人。每一次的机会,都被无情的工作安排所取代。
展开剩余81%1978年2月,时任广安县委办公室主任的邓欲治,心中无比激动。他对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黎仁海说道:“快去摘些橘子,咱们去见中央的领导。”他所说的“领导”就是邓小平。1月31日,邓小平访问完南亚国家后,回到四川进行短暂的停留并视察全省工作。那天,邓欲治、黎仁海和司机张家义从广安出发,历经十多个小时的车程,终于抵达成都金牛宾馆。
在金牛宾馆的会客厅里,邓欲治见到了小平同志及其妹妹邓先芙、夫人卓琳。邓欲治代表县委和广安人民向小平同志问好,并献上了家乡的橘子。小平同志笑着接过橘子,并温暖地说:“谢谢你们,家乡的水果我收下了。”随后,邓欲治汇报了家乡的情况,小平认真倾听,听到好消息时,眼中流露出对家乡深深的关切。趁机,邓欲治向小平提到:“全县百万人民都希望您能回广安检查工作。”令邓欲治意外的是,小平没有回应,而是站在一旁的卓琳接过话题,温和地说:“他很忙,感谢你们远道而来,回去后代我们向家乡人民表达感谢。”
1986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初四,四川省委的同志打来电话,说邓小平有工作安排在成都,且春节期间,广安县的代表们可以带着家乡的舅父舅母一起去看望他。当天,张家义开车,广安县委书记罗国兴、副县长王洪峻、办公室主任王仁全和邓小平的舅父舅母一同前往成都。第二天早晨8点多,邓小平在金牛宾馆接见了他们。见到家乡的亲人,小平显得格外开心,主动询问着罗国兴、王洪峻等人的情况,随后他说:“今天我特别高兴,你们都很年轻,充满干劲,广安现在虽然还不富裕,但你们一定要努力,把家乡建设得更好。”这句话后来成为了广安市委大楼的标语。临别时,他们再次请求小平回家看看,这时,小平终于开口说:“请你们代我向家乡的人民问好。”
与小平告别后,卓琳陪他们一起离开。再度提及回广安的请求时,卓琳平静地回答:“我们回成都就等于回家了。”这次,邓小平的舅舅淡以兴和舅妈杨凤鸣,分别是自小平离开广安后第一次与他见面,也是最后一次。
广安县的乡亲们一直期待着小平能回到家乡。牌坊街的老人们常常谈起,邓小平是从渠江游到嘉陵江,再游到长江大海,“龙游大海不回头”。这寓意着邓小平远大的理想和胸怀。
有一次,在北京北海公园,小平带着小孙子划船看灯会,指着四川自贡的灯笼区,笑着说:“那是我们家乡的灯笼!”一位名叫郑兴光的记者,恰好也是广安人,忍不住问他:“这么多年没回家,您不想回去看看吗?”邓小平平静地摇了摇头,简短地回答:“我怕。”
究竟是什么让邓小平感到“怕”呢?据邓小平故里管理局的马福介绍,尽管外界或许难以理解,邓小平之所以未回家乡,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。首先,邓小平怕因自己的归乡而给地方带来不必要的关注和动荡。毛毛在其所著的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中提到,小时候她和姐妹们都渴望能回到家乡,但邓小平总是拒绝。后来,她才明白,广安的居民从几万人口增加到如今的百万,这样的变化足以让小平感到“惊动不起”。
其次,邓小平的生活异常忙碌,革命生涯早期,他几乎生活在马背上,解放后担任了多项重要职务,各类事务纷至沓来,根本无法抽出时间和精力回乡。最后,邓小平并非不想回家,而是因为交通条件极其不便。那时从广安到成都或重庆,至少需要一天以上的车程,而道路状况较差,加之小平身体健康问题,使得他始终未能如愿回家。
2004年8月13日,邓小平的铜像在广安牌坊村揭幕。这座铜像矗立在群山环绕、古树苍翠的地方,小平面容和蔼、身穿简朴的衣服,目光深邃且温和。广场上,由小平的三个女儿亲手种下的三棵银杏树,枝繁叶茂,生机盎然。家乡的山水环绕着他的铜像,仿佛诉说着他一生波澜壮阔的故事。如今,他虽然未曾亲自回到家乡,但他的思想、精神和情怀,依旧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,永远融为一体。
人们说,小平终于回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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